中国道路

近年来，人们在研究中国经验时经常碰到难题：一方面，中国取得的经济成就世界公认；另一方面，一些人用西方理论来解读并试图预测中国未来，却总是失败；也有人用东亚威权模式来解释中国，似乎也不尽如人意。他们都是用现有的理论去套析中国的实践经验，结果不成功。实际上，要破解这个难题，需要构建一套具有说服力的中国政治学理论体系，正确理解当前面临的理论与实践、民主与权威、多元社会与人民中心存在的张力。今天的文章，旨在解读为什么要走中国道路，中国道路的意义在哪里。

壹

不能用西方现有理论来解释中国道路和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科学基本上是拿来主义，尤其是以美国为主，而我们自己的社会科学建设基本上是空白的。但是，社会科学虽然也有科学性，实际上主要是观念学，是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 

这些观念和意识形态都来自对特定国家、特定历史的特定经验的总结，说到底是一种地方性知识。在全球化过程中，这种地方性知识，因为西方的兴起，就变成一个所谓的全球化知识，或者说是所谓的普世价值。

我们观察问题观察新经验的角度和出发点，通常是用来自其他国家的理论。如果这个新的经验与既有的理论完全不相符，在既有理论坚持者看来，这个新经验大概就没有生命力。

但是，芝加哥大学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舒尔茨在研究世界经济史时得出的结论很有意思。

他说，近三百年的经济史，也就是从工业革命开始，很少有国家是按照主流的经济学理论发展起来的。主流的经济学理论就是几个概念、几个模型，是意识形态化的。其实所有理论背后都有大量的历史条件、特殊情况，但是在建构理论的时候都被刻意地抹掉了，形成了一些抽象的概念和几个教条的理论。因此，所有按照普世的或者主流理论去发展的国家或地区，很少有成功的。比如说二战以后，南美和非洲一些国家按照当时主流理论去发展，用所谓的进口替代理论去发展，结果都没发展起来，现在南美国家大多出现了中等收入陷阱；相反，当时东亚国家和地区，包括日本、韩国、台湾，其发展模式是出口导向。

虽然这个模式从当时的主流理论来看是错误的，但是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证明，东亚不符合主流理论的发展模式是正确的，反而符合主流理论的南美模式却失败了。更有意思的现象是，台湾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完全按照当时的主流理论即新自由主义去做，结果出现了“逆发展”。

现在中国又出现了一个新的理论与经验张力的问题。新的理论就是三十多年来流行的新自由主义，其核心是强调自由化、私有化、民主化，也就是政府尽量少发挥作用，这是新自由主义的基本教条。按照这个基本教条，国有企业毫无疑问是不应该存在的，因为在他们的经验、在他们理论要素当中没有国有企业这一块。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市场化滚滚向前，但是在市场化过程中我们一直实行的是混合所有制，其中包括了国有企业。政府的作用很强大，国有企业很强大，这些因素构成了一个强发展型国家。

如果说台湾地区、韩国、日本是发展型的政府，则中国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可以叫强发展型国家、强发展型政府，这一模式在主流经济学理论中是没有的，于是他们就认为“中国错了”。但是中国就是靠这个被认为是“错了”的东西走到今天，成为世界第二，预计到2035年中国将全面超过美国。那么，是西方的理论错了？还是中国的实践错了？恐怕是理论错了，理论本身有问题，这是我们对理论与实践张力的理解。中国亟需基于中国经验的新经济学原理。

贰

中国经验的普遍意义：以党校和工业园区为例

中国这样的发展有没有普遍意义？我们做了一个统计，世界上大概65%左右的人口，实行所谓的自由主义民主，包括政治自由、经济自由、社会自治等一套东西。其中做得好的，只有那些最早的发达国家，大约有15%，另外的50%都不尽如人意。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比重的大约20%，实行的是中国道路，其核心是民主集中制，经济上是发展型国家。如果拿我们20%的人口和实行自由民主国家中50%的发展中国家比较，有几个国家可以和中国相比？它们在治理的意义上没有可比性。

所以说，中国模式适合20%的人口，自由主义适合15%的人口。虽然它们国家数量多，但人口总量没有我们多。两方面比较哪个更具有普遍性呢？很多国家如印度、印尼、巴基斯坦、孟加拉这些国家走自由民主的道路，人口都在一亿以上，和中国有可比性，但是从治理来看，有的是无效治理，有的治理很差，与中国无法相提并论。

从人口意义上说，适用于20%世界人口的模式难道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模式吗？它是不是有普遍性？习近平总书记在世界政党大会上说，我们不接受、不输入别人的模式，也不输出自己的模式。 但问题是别人非要学我们的模式怎么办？中国模式的要素当然很多，比方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有一个深度报道，谈到政府的第四次革命。政府的第四次革命讲的是什么？就是中国以党校为核心的干部培训系统，可以提高党政干部的政策认识能力、政策执行能力。现在非洲一些国家的政党在和我们的政党交流后，开始创办它们的党校。

中国模式的另一个例子是工业园区。中国的工业园区说到底就是政府的作用，主要靠政府的力量建设而成。在一个方圆多少公里之内建一个工业园区，使得企业上中下游互相配套，大大节省了企业各种物流、采购成本。事实证明，这个制度在中国的发展中起了很大作用。以深圳的创新中心为例，背后最大的作用就政府这只手，它创建了人才工程、各种国家级实验室、企业孵化器等，才有了深圳今天的创新成就和地位。

习近平总书记说，在中国，经济具有政治意义，政治也有经济意义，它们两个浑然一体。这里中国模式对既有理论有一个重大挑战，那就是如何计算政治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现有的经济学理论注重生产要素、全要素，强调这些要素可以计算出经济发展中土地、劳动力、科技的贡献率等等；但是从来没有一个计算，把政治作用的要素考虑进去，来衡量政治在经济发展当中起什么作用。所以说，中国经验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养料，可以创建新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存在一个最重要的挑战，即如何计算出或者解释出政治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它的贡献率是多少——如果能把这个计算出来，估计比一个两个经济学诺贝尔奖都厉害。

中国经验对发展中国家以及对发达国家都具有普遍意义。毛泽东曾说过，资本主义搞了几百年，如果我们不组织起来搞集体经济，没有国有经济，根本没法和西方竞争。

就以最近产生的中美贸易摩擦为例，有的学者按照西方经济学原理说中国错了，因为你是国有企业去竞争，人家是私人企业去竞争。但是，西方国家早期的时候是用枪炮去打开市场的，现在中国用国有企业去竞争，有人就受不了了，这是完全被理论蒙住了眼睛，枉顾世界经济史、世界文明史。对后发国家而言，因落后被殖民，政治组织不起来，经济组织不起来，如何去参与全球竞争？在全球经济背景下要竞争，政治的组织力、国家的组织力量必不可少，这是绕不开的，否则的话分散的经济状态怎么可能和欧美成熟的资本主义去竞争？结果是只能被吞噬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