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刘剑鸣是黄埔18期同学，江苏省黄埔同学会常务理事、常州黄埔同学会负责人。我一直以为父亲能活到100岁，哪知天有不测风云，去年下半年查出肾病综合征，经一年多治疗，他与病魔作顽强斗争，还是敌不过天意，于今年8月22日与世长辞，享年92岁，我们悲痛欲绝。父亲虽然去世了，但他的谆谆教导，永远记在我脑海里。作为黄埔同学的骄傲，黄埔精神激励他走过跌宕起伏的人生道路，也激励我们克服前进道路上任何艰难困苦。

       父亲出生于江苏东海县一个富裕家庭，从小生活优裕，受良好教育，家庭中每个孩子都有私塾老师教文化。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宁静生活被打破，“国家危亡，匹夫有责”，年轻的父亲不顾家庭反对，投入革命洪流。正碰上黄埔军校招生，真是千载难逢的机会。父亲是有备而去的，那时很少有人识洋文，参加文化考试结束后，考官问他会英语吗？父亲说字母认识的，考官画了一个0，他读喔，画了X，他读爱克斯，又画了S，他读爱斯，考官高兴大喊：“这里有个学生懂英语的！”1941年父亲就这样被黄埔军校录取了。那年他18岁，毅然投笔从戎。当时处境艰难，生活艰苦，学习任务繁重，但父亲想到的就是学好杀敌本领，参加抗战，歼灭日寇。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师生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发挥了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为中华民族独立解放做出了贡献。父亲知道，抗战胜利，代价巨大，牺牲了三千多万军民的生命，其中也有数十万黄埔师生。父亲觉得能有今天，是他们用生命换来的，应该倍加珍惜。

       1947年5月，是父亲人生转折点，由于革命需要他冒险奔赴台湾，在朋友推荐下被安排在21军司令部副官处担任中尉副官。在台湾父亲认识了我母亲李慧英，两人一见钟情，很快相爱了。1948年初，父亲突然接到上级命令，21军要调防苏北，于是我母亲就随父亲来到大陆，就在这动乱的烽火岁月里，两人结为伉俪。

　    时局的变化，使父亲的头脑也清醒起来，通过多年切身体验，认识到国民党内部腐败，部队不愿打内战，人心尽失，必将彻底失败，不能为了生活而替国民党继续效劳，于是与“孙文主义同盟”主要负责人丁亚萍取得联系，举起“反帝倒蒋，拯救中国”的大旗，支持参与策反国民党部队和地方武装起义。不久，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摧枯拉朽，国民党部队全部溃逃。当时，时局动乱，母亲家人非常担心，每天都有电报催父母回台湾和他们团聚。可父亲决心已定，坚决不愿意跟国民党一起逃到台湾，并苦口婆心做了母亲思想工作，讲清了道理，从而得到母亲支持，毅然留下来。于1949年6月，正式参加人民解放军，在部队当上了文化教员，指导战士学文化。1957年由部队转业到地方，在常州百货站工作。在反右斗争扩大化时期，被莫名其妙打成“右派”，饱受劫难，经受15年牢狱之灾。但父亲有个信念，坚信党和政府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直到1978年，三中全会以后，终于重见天日，父亲彻底平反，苦尽甘来。

       父亲一生坎坷，起起伏伏，但他一直以黄埔精神为信念，他常常对我们说：“我就吃点苦，受点怨，比起牺牲在战场的黄埔同仁要幸运多了，现在平反了，不能再斤斤计较，要有宽宏大量之心去面对现实”。他利用自己的优势，全身心扑在对台工作上，呕心沥血，他曾担任天宁区台属联谊会会长13年，团结广大台属，开展对台工作。他也曾参与组建台属企业，当了十年常务董事、董事长，积极引进台资，曾被江苏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评为“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先进个人”。1997年11月还曾代表江苏省黄埔军校同学去北京参加“全国黄埔军校第二次代表大会”受到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

       父亲回想起1948年初，把我母亲带来大陆生活，由于两岸人为分割，不能往来，使母亲不能与台湾亲人相见，给母亲造成无穷无尽的思念之苦，他总觉得对不起母亲。台湾当局为形势所迫，决定于1987年11月2日开放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封锁了40多年的坚冰终于被打破，一时两岸的民间交往像洪水一样不可阻挡。终于在1990年10月3日，令人难忘的日子，父亲梦寐以求的愿望实现了，他带着母亲回到台湾，度过令人难忘的2个多月，在台期间看望老朋友，结识新朋友，为促进两岸统一、为家乡招商引资积极努力。

       在父亲病重期间，我和儿子张寅经常去看他，不能忘怀的是他总是拉住我们的手说：如今像我这样的一批黄埔老同学，年老体弱，但处处受到党和政府关怀，特别是统战部，逢年过节部长带慰问品上门看望，嘘寒问暖，生活困难的发补助款，把温暖送到黄埔老人心坎里。现在我们年龄虽老，但精神尚在，思想尚在，尚有余热可以发挥，只要一息尚存，也要与时俱进，坚持黄埔爱国主义精神，为祖国的完全和平统一，尽心尽力，迎接祖国伟大复兴。你们不要忘了自己是黄埔后代，一定要继承和发扬黄埔爱国精神，为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和振兴中华作出新的贡献。父亲走了，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但他的谆谆教导铭记在我们心中。  （刘晓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