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

                                                                                                                           王芳

       我父母均是台湾人，新中国成立以来，长期在沈阳工作。上世纪八十年代，我随家属来常定居，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积极承担市台联工作，任第一届理事会理事，第二、三、四、五届会长，从事台联工作近二十年。去年，母亲从沈阳来常与我一起生活，我真是喜出望外。一年多来，我常常带她看常州名胜古迹、品尝风味小吃，她高兴得就像孩子。闲来母亲便讲早年的故事，讲着讲着，使我这个当女儿的很为母亲感慨和自豪，作为第一代老台胞，他们的人生随时代跌宕起伏，激昂向上，是时代的见证人。

于台南出生

       1922年12月12日，母亲陈琼兰出生于台湾省台南县新营市番社乡一个普通农家，在6个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三。全家靠父亲磨米维持生计。

       母亲从小好学上进，初中毕业后，考上了当地颇有名气的基督教学校台南县长荣女子高中，接受了较为系统的英语语言教育，打下良好的外语基础。因为爱好体育，被选拔到学校田径队，在课余时间进行短跑和中长跑训练，在学校每年田径比赛中都能获得奖项。

       当时台湾处于日本殖民主义黑暗统治下，她从上学第一天起就被强制学习日语，而且不允许学汉语，也不允许说闽南话。她在学校说了闽南话，第一次被罚在操场上跑400米，第二次被罚打扫学校的公共厕所……这些都在她幼小心灵留下无法磨灭的印象。

      1938年高中毕业后，为了分担生活压力，母亲放弃了继续读书的机会，在当地番社小学及夜校先后教书4年。1942年8月，经亲属介绍，与已到东北哈尔滨工业大学任教的台湾省青年知识分子王铭勋结婚，婚后随丈夫来到东北。

在东北工作

       1943年3月，父亲被哈工大派到日本东京工大讲学，母亲陪同到了东京。1945年底，父母返回东北。抗战胜利后，本打算回台湾老家，受中共地下党组织指引，1946年3月，父亲参军到东北兴山医科大学（现中国医科大学）任教，母亲随军到了学校。因日语水平高，学校安排母亲一边学习政治，一边帮助照顾日籍教师及家属生活。1947年，东北战场战事不断，学校接收了大批伤员，血源很快告急，母亲与父亲一同报名参加献血。这一年，他们的第二个女儿出生，为纪念李兆麟将军和企盼祖国早日解放，从其诗作《露营之歌》中的“光华万丈涌”，为女儿取名“光华”。

      1948年11月沈阳解放后，我们一家五口迁到沈阳。1950年3月，在组织安排下，父亲到沈阳工学院（现东北大学）任机械系党总支书记并担任教学工作，母亲被安排到学校图书馆工作。

      刚到图书馆，组织上考虑到她外语较好，便把她安排到馆内外语编目室工作。对于图书管理这一完全陌生的工作，一切都要从头学起，母亲拿出当学生的劲头，开始学习和钻研业务，除了照顾家庭，她把全部时间和精力放到工作上，每天总是提前一个小时到单位。29年来，她竟然只请假休息了7天，其中一次是因为父亲去世，另一次是自己生病动了一个小手术。图书馆每年收到来自校内师生的表扬信，她总是最多的。1959年3月，为了更好胜任图书馆工作，母亲又报名参加北京大学图书管理专业的函授学习。当时父亲去世仅两个月，全家的生活重担都落在她肩上，每天晚上料理完六口之家繁重的家务后，她还要在灯下继续看书学习到深夜。通过不懈努力，1962年3月，终于取得北大图书馆管理专业的毕业证书，也使自己的业务水平上了一个台阶。1979年，已经57周岁的母亲正式办理了退休手续，但学校挽留她继续在图书馆工作，母亲毫无迟疑服从了组织安排，继续发挥“余热”，并影响和带动身边年轻同志，帮助他们不断成长。

       被图书馆返聘工作11年后，母亲还是没有休息，参与南湖街道办事处的妇女工作，经她主抓的“五好家庭”、“好媳妇”、“好丈夫”、“好婆婆”等工作得到社会好评。她还了解到3个孤儿需要帮助，又主动承担起帮扶任务，每到节日都为他们送去饺子、鸡蛋、粽子、月饼等，为此《沈阳日报》还进行了专门报道。

       母亲五十年如一日，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不懈地工作，得到身边同事和组织上的充分肯定，两次获沈阳市“三八红旗手”荣誉称号。1984年，经省台联推荐，母亲作为全省代表，光荣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妇女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得到了邓颖超、康克清同志的亲切接见。2002年，连续工作整整52年、年满80周岁的母亲终于从工作岗位下完全退了下来，正式开始自己的晚年生活。

参加台盟

       1981年8月，母亲光荣地成为沈阳市第二批发展入盟的台盟盟员，为她的生命增加了庄严而神圣的使命。此后，她连续三届被推荐为沈阳市和平区政协委员。1983年11月，她光荣地出席全国台联在京召开的“台湾同胞为祖国做贡献经验交流大会”。

       早在1979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告台湾同胞书》，不久，她通过“空飘家信”的方式，与远在台湾的亲属取得了联系。因当时局势所限，直到1984年，她终于在日本与台湾的亲属见了面。那天始，她坚信回到故乡与母亲团聚的日子不会太远了。

       1989年6月，她作为当年沈阳市第2位返台探亲的台胞，几经辗转回到离别近半个世纪的台南老家，见到了91岁高龄的老母亲。当她用闽南语轻声说“我是阿兰”时，老母亲片刻惊愕之后无比激动的神情令她永生难忘，母女俩紧紧抱在了一起，脸颊肆意流淌的热泪是此时最好的话语，这一幕让在场所有亲人为之动容。整整47年，半个世纪的阻隔，终于等来骨肉亲人的相见，海峡两岸还有太多这样的悲欢离合。

      3个月后，她回到沈阳，台盟沈阳市委、市台联及和平区政协特别召开返台探亲归来欢迎会。在会上，她详尽介绍此次赴台情况和收获，与广大台胞和委员们共同分享“少小离家老大归”的那份辛酸和快乐。1992年、1996年，她又分别两次赴台，同时，她在家也陆续接待了十几批从家乡来沈阳探亲、讲学、考察、投资、观光的亲友。每一次她都把台盟“爱国爱乡”这一光荣传统牢记在心，更多地把祖国大陆的发展介绍给亲人，因为从踏上家乡土地那一刻起，她就坚信祖国一定会和平统一。

       加入台盟组织之后，母亲陈琼兰积极参加各类组织活动，几乎每次都是第一个到会场，在讨论中积极主动地发言。在为灾区捐款、捐物时，她不仅参加了台盟市委的捐款活动，还参加了所在街道组织的捐款，虽然退休金不多，但她每次少则一百元，多则几百元，毫不犹豫；在为灾区捐赠物品活动中，她还拿出自己舍不得穿的毛衣，洗得干干净净捐给灾区。多年来，她认真履职，曾获得台盟市委参政议政先进个人，并连续多年获得盟务活动积极分子荣誉称号。

       现在，母亲在常州安宁地度着晚年。一个时代的风雨飘摇，一个人生的如歌往事，都成精彩回忆。母亲是一个普通人，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人生写就了独特篇章，不管对家庭还是对社会，她都是一个努力奉献的人。    （作者系市台联原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