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生帷幄能纵横

——访知名国际问题专家、斯坦福大学教授薛理泰

沈向阳

       一年前在京采访时，常州老乡、《共识网》和《领导者》杂志的周志兴老总告诉记者，薛理泰先生从美国回来了，在北大有个讲座，谈《如何应对中国周边危机》。

　　恰是时间不凑巧，未曾有缘与之谋面，后来有幸从《共识网》读到了那次讲座的内容。一年后的今天，再回过头来重读先生的那次讲座，更生敬意：当下周边态势格局，早已尽显在薛教授理性、新颖的分析之中。

　　幸运的是，仲秋时候，薛理泰先生再次回乡。在周志兴先生介绍下，记者获得了一次和这位富有传奇色彩的乡贤彻夜长谈的机会。

别人忙“造反”，他躲在小楼读典籍

　　或许是因为乡情的缘故，和薛理泰教授的见面，少了许多拘泥。

　　虽已年过六旬，但掩饰不住地，薛先生的举手投足之间，透露出旧式少爷气派：一番悠闲、笃定神情，看似“卧龙岗散淡的人”，却又“洞悉阴阳乾坤”般清爽透彻。

　　薛理泰先生的祖籍，在武进的雪堰桥。同样是雪堰桥人的民国名流吴稚晖，是薛理泰父亲的娘舅一辈。而盛宣怀的一位夫人，亦来自薛家。父亲很早就去上海学生意了。后来读工科的薛父，娶了上海滩上赫赫有名的巨富刘鸿生的千金。“两座大洋房、一片占地三亩的大花园。”薛理泰先生眯起眼睛，描述着徐汇平江路和枫林路交汇处那个旧宅里的童年。现在，那里已经成了中山医院的两幢住院部大楼。

　　但他记忆最清晰的是“家里堆满了书”。事实上，家中的这些藏书，为他后来的做学问提供了最初的养分：“文革”爆发之后，“人家造反，我读书。”动荡岁月，薛理泰把《资治通鉴》、《二十四史》之类史学典籍通读了个遍。

　　1978年恢复高考之后，被耽误了的一代人开始四下寻觅读书处。薛理泰的一位朋友意欲报考华师大的研究生，因为知道薛家的书多，就去借书，顺便就拉着当时正在一家小厂工作的青年工人薛理泰一起复习报考。

　　考试结果出来了：以总分87.5分排名第一。但薛理泰怎么都没等到复试的通知。家庭背景复杂的薛理泰知道，可能是“政审”环节出了状况。不管三七二十一，他鼓起勇气给当时主持上海市委工作的彭冲写了一封信。不久，薛理泰所在的居委会就通知薛理泰去华师大参加复试。

　　薛理泰清楚地记得那天面试的情形：先问了一些国际近代史的知识。然后忽然一位老师让他谈谈“战争的胜负与社会制度的关系”。薛理泰从蒙古铁骑横扫欧亚大陆谈开去，一番侃侃而谈后得出一个结论：战争的胜负，“和正义与否、社会制度的先进与落后，并没有必然的关联”。在当时，这番言论显然属于“离经叛道”。但这位不囿陈见的青工，也因此引起了老师们的强烈兴趣。本来是上午8点到9点的复试，被延长到中午11点。

　　薛理泰就这样顺利通过了他成年后的第一次考试。

金庸原定一刻钟的面试，延长到一个钟头

　　1979年，薛理泰申请到去香港探亲。到了香港，百无聊赖的薛理泰想去打一份工，恰好看见名气很大的《明报》在招聘高级编辑，薛理泰不假思索去报了名。

　　《明报》老板是金庸，凡招聘高级职员，金庸都习惯亲自约谈一次，也就是面试。薛理泰事先了解到，金庸的面试一般不会超过一刻钟的。刚一照面，金庸就对这位学历史的应聘者噼里啪啦抛出四个大系列的问题：“李秀成、朱元璋、蒋介石三人均定都南京，为何结局迥异？”“中国历史上究竟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宗教战争？”“东汉末年的宦官专权和明代的宦官当政有何不同？”“细析刘邦、朱元璋和李世民在处理‘功臣问题’上的区别与得失。”

　　面对书海遨游历久的金庸，薛理泰从容地把自己的思考娓娓道来。不知不觉中，时间已经有一个钟头了，一场考试，变成主宾之间热烈的交流。兴致勃勃聊完之后，老辣的金庸并没轻易下结论，而是在会谈结束时，临时交给薛理泰一道时评题目，让其次日交出至少5000字。回到住处，薛理泰立刻通宵鏖战。洋洋洒洒15000字如期到了金庸手中后，金庸给这篇文章开出了3500块港币的稿费。要知道，当时一个《明报》普通编辑的月工资不过才800块。

　　由此，薛理泰开始了自己的《明报》生涯：相继担任《明报》中国版主编及资料室主任。在《明报》高级职员的岗位上一直工作到1984年，薛理泰移民美国。

　　初到美国，薛理泰一时不知该找什么工作，“我可不愿意去餐馆打工什么的。”少爷出身的他，“委实不是端盘子的料”。这个时候，薛理泰认识了孙隆基先生。如今在史学界以“学者型教授”著称的孙先生，当时也是刚从台湾到美国不久，正在斯坦福大学读博。一起闲聊时，孙隆基建议薛理泰去斯坦福大学的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往“中国问题研究”方向发展，那里有大名鼎鼎的国际问题研究专家约翰·刘易斯，后来的美国国务卿赖斯和国防部长佩里，也先后在这个“中心”从事研究工作。

　　美国人做事比较干脆，在了解了薛理泰的基本简历之后，直截了当就出题目：“你能不能写一本关于‘中国核武器’的专著？”二话不说，薛理泰爽快地应承了下来。

　　薛理泰乐呵呵地告诉记者：“事实上，直到现在，我连手榴弹都没摸过。当然，那部书并不涉及国防机密。”好在有《明报》几年的历练和薛理泰扎实的逻辑分析能力，“写了七八个月，薪水加了六次”。这本书甫一出版，薛理泰就在美国出名了，到处邀请了去演讲。薪水之高，甚至不输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的高级岗位。

秀才不出门，亦当知晓天下事

　　此后一发不可收，薛理泰又连续出版了几本研究专著，而且都被陈列在书店最醒目的位置。薛理泰这就算在斯坦福大学站稳了脚跟，这一呆，就是28年。  

　　作为美国民间规模最大、最具声誉“智库”中的重要成员，薛先生在“东北亚安全格局、东北亚军事均势以及世界和地区性核态势评估”等诸多研究领域，早已是公认的权威。

　　最近几年，薛先生还在《明报》、《信报》、《联合早报》、《领导者》、《凤凰网》、《共识网》等媒体共计发表了二百五十多篇文章，是专攻台湾问题、朝核问题、中美关系、中日关系的专栏作家。

　　在周志兴先生眼里，“薛先生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无论问什么问题，他都可以答出来，特别是关于安全问题。”前两年，薛先生曾给《领导者》杂志写过一篇题为《中国周边危机四伏》的文章，被新华社选作内参送给中共中央高层参阅，中央领导在批示中给了很高的评价。周志兴先生告诉记者，他在一个场合碰到我军一位总部领导，问其最近看不看《领导者》杂志，对方回答说：“我每期都认真看，特别是薛理泰的文章。”

　　薛先生对记者说：“真正会读书的人，全凭悟性。”作为一个国际问题研究专家，他并不可能到达每一处热点地区，但他仅仅凭冷静的理性分析和逻辑推断，见解总能鞭辟入里。“特别是写‘问题专栏’都是热点问题，一旦出现，就写文章，容不得很长时间做调查研究。必须凭借多年积累才能悟出。”

　　在和记者交谈的过程中，针对当时热点的“钓鱼岛问题”，他一口气讲了六点看法，并且要求记者：“把我的每一句话都记下来，事后你来验证。”其中有两条他特别强调：“其一，环绕着钓鱼岛争端，中、日两国擦枪走火的可能性不能绝对排除。可是中、日两国的领导层毕竟还是理智的，不致于为了这个小岛而诉诸战争手段；其二，在钓鱼岛问题上，美国强硬支持日本的立场不可能持久。”他判断，过去60余年以来，中国在处理国际危机时，有一个传统的准则，即遵循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决不启衅。“可是一旦北京得出战争不可避免的结论，则会重视这条战略方针的‘积极’层面的作用，先发制人了。”薛先生认为，“应该从战略文化层面来解读钓鱼岛争端。”

　　事实上，时间已过去将近两个月，事态确实正朝着他所预言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