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师部的读书会

1939年10月，团长找我谈话，先说了一通赞许的话，接着提出正文：“师部的军士教导队缺少一个中队长，师长要你担任，也是我推荐的。我认为你能胜任，又合适，师部也需要你这样的人才”等等，我二话没说服从命令回来就办移交，可是连内思想不通，要到师部去请求收回成命，我好不容易把他们说服，高高兴兴地分别。

其实我心里明白，团长是一石二鸟，营长年纪大了，要退下来，照理应该提升我。把我调走才好升他的老乡连长，旧社会就是这样。

教导队在宝应县金吾庄一个庙内，已经办过一期，却没有训练计划，凭记忆我订了一份计划进度表，三个月完成一期训练任务。1940年1月调我到师部任少校作战参谋，一个月后，因为上校参谋处主任白振声在日机轰炸中被炸死，中校参谋陈×（我的同学）已去重庆，师长命我代理参谋处主任，从此我的工作和生活起了很大变化。接触面广了，各方面的情况了解多了，考虑问题也深了。知道本省和全国许多地方国共摩擦日益加剧，国共合作有破裂的危险。国民党的官员，官衔越高，腐败愈深，我军的军长把中央拨给更新全军武器的巨款一口吞没，给小老婆办航运公司，做贩运生意去了。上级克扣军粮，在米里掺沙子、草籽，更是司空见惯，不以为奇了。听说省政府还卖官，居然还有标准价格等等。如此黑暗的局面下，部队战斗力当然每况愈下了。想起这些，心里就火焦火辣的，坐立不安，心里着急又不能随便议论，苦闷之极。

但是心里有话总是要说出来的，逐渐就有七八个自命进步青年的军人经常凑在一起，随便讨论，参谋处人数最多，当然在参谋处聚会最便利。讨论内容从抗战形势到个人前途问题，各自的理想和抱负，无所不谈。有激烈的争论，也有热烈的共鸣，我们给这个集会一个名称叫“读书会”，其实读书是个人自己读，也不一定都读，集会只是座谈讨论。后来，逐渐分化，副官处的刘绍敏，政治部的陆逵（后来调参谋处）、王天行、谭寄荷往往和我观点一致，谈得投机，成为小集团里的核心。谈起来，只谈政治、时事，不谈生活琐事，谈问题，逐步深入，如研究共产党的理论政策和活动情况，把共产党和国民党各方面进行对比、分析和研究抗日形势和国共关系等。这些问题只在我们五人中谈，别人来时就改变话题。这已成为五人之间的默契，逐渐别人就不来了。我则成了召集人。

我们都看过一些进步书籍。多少了解一些马列主义基本知识。都有一颗强烈的爱国心，有不怕苦不怕死的精神。有的在抗战几年中跑过许多的地方，接触过各阶层各种人物，增长了见识。陆逵最健谈，又热情，看的书很多，江南沦陷时逃难去后方，流浪到武汉又到重庆，这是当时进步势力与顽固势力斗争的中心。他接触面广，颠沛流离，甜酸苦辣，经历丰富，心胸开阔，丰富的经历给他的教育非常深刻，回到江苏，也进了这师部政治部，成为读书会的骨干。他以亲身经历，生动的讲述国民党中央如何黑暗腐败，发国难财，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种种事实。如金融舞弊案，黄金走私出口案等惊动全国的大案都是四大家族干的，于是上行下效，无官不贪，征兵工作也成为发国难财的美差，强拉壮丁，家属哭哭啼啼，情同送葬，为防止壮丁逃走，关上几个月，逐级克扣军需粮饷和打骂制度，弄得壮丁变瘦丁、死丁，补充进部队就成逃兵。军队素质和战斗力迅速下降。抗战以来，全国各地群众自发组织抗日救亡团体如战地文工团，战地服务团，前线话剧团之类，如雨后春笋带着无比高涨的爱国热情，纷纷赶赴前线，可是蒋介石不喜欢，对他们怕的要死，认为他们统统是共产党组织的赤色团体（当然是有的），不准他们到前线去，禁止演出，甚至勒令解散，有些青年，历经千辛万苦，徒步走到陕北去投共产党，有许多是经党组织介绍和交通路线过去。参加抗日战争的，可是蒋介石命令包围陕北的部队，凡是过境青年，一律扣留，强迫他们到自己办的军校或特务训练班，甚至被关进监狱，有的还被杀害。陆逵就亲自经历过。抗日将军冯玉祥曾经在重庆大白天提着灯笼到总统府里去，人家问他为什么白天提灯笼，他说：“黑暗的很，我看不见路！”这是大后方人人皆知的讽刺妙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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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设在武汉的八路军办事处成了人们心中的指路明灯，新华日报是照亮前进道路的火炬，很多青年通过八路军办事处安排的秘密路线到陕北去参加革命。

陆逵还教我们唱过几支苏联歌曲。如伏尔加船夫曲等，还有国际歌，和欧洲民主革命时的马赛曲和热血歌（当然平时不能唱），还有抗大校歌，八路军军之歌，新四军军歌，还有谭寄荷教的救亡歌曲等。

刘绍敏是师部副官处少校主任，工作出色，作风艰苦朴素，政治水平较高，他也是发言最踊跃的一个。有一次他出差，路上遇大雨，身体淋透像个落汤鸡，却不打开他背着的雨伞，别人问他，他说：“要锻炼锻炼嘛！”于是有些人就称他是“怪人”。1940年春，他就不别而行，一直没有消息,解放后，苏北有外调干部来找我们调查他在117师的情况，才知道他在苏北工作，但那时在运动中，来调查的干部不肯告诉我们他在什么单位。因此我们一直没能与他联系上。

王天行是天津人，北京师范大学毕业，中学老师，抗战初参加天津抗日团体，曾打死过鬼子兵，因此避到南方来，找他的亲戚介绍进117师，他也是积极分子。

谭寄菏是扬州人，毕业于苏州美专，任中学教师，抗日军兴，他投笔从戎，他能作曲善画，教唱了许多抗日歌曲（那时国共合作，什么歌都能唱），会拉胡琴，还是出色的宣传员。

通过讨论，我们对许多问题的认识更全面而深刻了。特别是那些来自抗日前线和后方的报道（参谋处常有上级来文可做参考），对我们这些被鬼子包围在苏北小圈子里的青年来说是异常宝贵的。

在我任连长时，有一次行军途中在一座空房子里休息，桌子上有散乱的书本。我随手一翻，看见一本腊纸油印的《论持久战》，署名毛泽东，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共产党的著作，又惊奇又高兴，当然，这书是不能公开看的，我赶快把它藏起来，带回去，一个人细细阅读、研究，后来怕出事，只得烧掉。（这本书从何而来，一直是个谜）这篇著作解开了我心中的疙瘩，“抗战能胜利么？怎样争取胜利？文章回答是肯定的，道理已讲得很透彻，有极强的说服力、使我眼前豁然开朗，大大增强我抗战必胜的信心，我又把它和蒋介石写的《中国之命运》相对照。它把抗战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敌攻我守，第二阶段为突然反过来敌守我攻，而最后胜利属我，但是为什么能胜利？怎样争取胜利？没有说出什么道道来，实际只有一句话：依靠美国的帮助和他的嫡系部队。

两篇文章代表两个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俗话说：“不比不知道，一比心开窍。”其不同点，最主要的是共产党主张抗战是全民抗战，必须深入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而国民党相反，它不愿发动群众，害怕群众、脱离群众。甚至压制群众而企图用它的雇佣军加美援打败日寇，这是妄想，其根源是它代表大地主大资本家的利益，不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他怕群众站起来了会造他的反，因此他表面宣传国共合作，一致抗日，暗地里积极搞反共勾当。对照三年来的事实，我终于得出一个结论：国民党必然要没落，不可能领导全国人民取得抗战胜利。只有共产党能够担当起这个重任，他是人民的希望，民族的救星！我又联系到读书会，我想我们讨论的许多问题，不是都可以在毛泽东这篇著作中找到答案吗？我相信抗日必胜，并且能够在这个基础上建设一个象苏联那样民主、自由、富强的新中国。

但是当时苏北的局势非常危险。苏北的抗日力量本来很弱，新四军到苏北来一起抗日是大好事，可是国民党坚持要新四军撤出苏北，谈判两次没有结果，同时，国民党正在积极准备打内战，蒋介石还出了一本小册子，鼓动各地搞反共活动，只要可能，就消灭共产党的武装，苏北的谈判可能即将破裂，内战不可避免，形势紧急，怎么办，大家很痛苦，我说：我是来打鬼子的，早就下了决心。“为国献身！”要我打内战，杀自己人，决不干，决不做千古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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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决心早日脱离这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