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定良：中国人类学奠基人

许卫

       民国时期出名的那一批金坛学者，在同乡华罗庚的盛名之下，加之一些政治因素，大多被遮蔽甚至湮没了。国际知名法学家杨兆龙是一个，人类学家吴定良更算一个。吴定良是民盟盟员。

　　众所周知，华罗庚是中国现代数学的奠基人。其实，单论学术地位，吴定良不在其下，他是中国人类学的奠基人，和华罗庚同为中央研究院第一批院士，在国际上拥有很高声誉。只是解放后，人类学不受礼遇和重视，吴定良的声望也就淡却了。

　　即便如此，痴迷学问的吴定良仍在有限的空间内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国际级的双料博士

　　1940年，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连连受挫，日寇大举南侵。

　　作为中国最高科研机构的中央研究院不断往大西南撤退，中研院下属的历史语言研究所最终迁至四川宜宾郊外的李庄。史语所是中研院里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研究所，所长是大名鼎鼎的历史学家傅斯年。史语所旗下分四组，历史组主任陈寅恪，语言组主任赵元任，考古组主任李济，人类学组主任吴定良。

　　四大主任皆是各自专业的顶尖人物。而人类学当时在中国是一门新兴学科，吴定良则是这个领域的主要奠基人。

　　1916年，吴定良考入江苏扬州省立第五师范学校，1920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堂（后改东南大学）教育心理学系。1924年毕业后，因成绩优异留校任助教。1926年，江苏省招收“乡村教育”和“教育行政”官费留学生各一名，吴定良考取了“乡村教育”的名额。同年8月，赴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在心理学系攻读统计学。次年，转学到英国伦敦大学文学院，继续攻读统计学，师从英国著名的统计学与人类学家卡尔·皮尔逊教授，1928年获统计学博士学位。1930年，经英国统计学家耶尔教授推荐，由国际统计学会大会投票选举通过，吴定良成为“国际统计学社”第一个中国社员。

　　上世纪20年代下半期到30年代上半期这10年间，吴定良在统计学的学习与研究方面下了极大苦功，发表了很多论文。其中较为突出的是他创造的相关系数计算法和相关率显着性查表，该表是他花了数月时间，用手摇计算机计算出约七万个数据才得出的。该表的问世对当时统计学上相关分析的发展起了一定推动作用，并为各学术领域的学者在用相关率来分析事物间的相关程度时提供了方便。

　　1929年，北京周口店发现了北京猿人第一个化石头盖骨，英国《泰晤士报》等均以大号标题作了报道。吴定良当时正在皮尔逊教授主持的“生物测量与优生学实验馆”工作，闻讯十分兴奋，同时也为自己国家的宝藏却要由外国人来主持研究而深感遗憾，由此下了钻研人类学的决心。于是，他申请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研究补助费，继续留在英国跟随皮尔逊学习人类学，成为在英国第一个学习人类学的华人留学生，先后发表论文50余篇，1934年获人类学博士学位。同年，经牛津大学人类学教授马斯推荐，吴定良加入“国际人类学社”，并到瑞士楚列须大学从事埃及9世纪头骨的研究。

　　留英期间，吴定良在骨骼测量学方面作了大量研究，对头骨的形态学特点、人种学特征、测量方法等作了详尽的阐述，特别是在面骨扁平度的测量方法上有新的创造，被各国人类学家所采用，并被列为人类学学生的参考书目和有关论文的参考文献。

　　1934年7月，由英国皇家人类学会召集，在伦敦举行了第一届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世界大会。50余国的数百名专家与会，在欧洲学习和从事研究的中国学者吴定良、杨成志、欧阳翥作为国际人类学会会员出席会议。是年冬，中国民族学会在南京成立，吴定良被选举为中国民族学会理事兼任出版委员会委员。

开创中国体质人类学

　　1935年夏，吴定良接到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的邀请，回国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类学组主任兼专任研究员，从事殷墟颅骨和体骨的研究，并在中央大学兼课，其间他还创建和主编了《中国人类学》集刊。

　　他对中国殷墟的遗骸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创立了颅容量的计算公式、测定颏孔位置的指数，并论述了中国人额中缝的出现率及其与颅骨其它测量值的关系。

　　怀着创立与发展中国人类学的壮志，吴定良在设备差、助手少的困难条件下，常年奔走在少数民族地区作体质调查，发表了《贵州坝苗人的体质》等论文，成为中国体质人类学和人种学研究的开创者。

　　中央研究院迁居李庄期间，人类学组从历史语言研究所分离出来，成立了人类体质学研究所筹备处，但终未正式独立建所。这时期，吴定良主要根据出土的人类骨骼和化石，研究人类进化和发展的过程。他在人类学研究方面的内容很广，涉及到人类进化、现代人体质、测量仪器的改进等方面。在古人类学方面，吴定良对北京猿人、南京阴阳营新石器时代人的骨骼标本进行深入的研究，对各阶段的猿猴与猿人的骨骼作了细致的比较，并采用两种统计指数进行分析，发表了《古代人复原象》等一批论文。他采用弦矢指数的方法对北京猿人的眉间凸度进行了数量分析，对确定北京猿人在人类进化史上的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

　　1945年，抗战胜利后，吴定良应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邀请，任该校史地系教授，开设普通人类学及统计学课。在他的努力下，1947年９月浙江大学成立人类学系与人类学研究所，他担任系主任兼所长。1946年至1948年，他还兼任国立暨南大学人类学系教授，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体质人类学的科研人员与师资力量。

　　1948年，吴定良和同乡华罗庚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批院士，吴定良还出席了在南京召开的“中央研究院成立第二十周年纪念会暨第一次院士会议”。这是民国史上最重要的一次科学盛会，蒋介石亲自主持了典礼。

　　1949年，国民党政权瓦解，史语所大部分人员逃往海峡那边的孤岛，只有吴定良、夏鼐、郭宝钧等少数人留了下来。吴定良还加入了中国民盟。

确认了方志敏的遗骸

　　1950年5月，吴定良和卢于道、刘咸等人发起组织中国人类学学会，并当选为理事。1952年，全国大专院校院系调整，浙江大学与暨南大学人类学系均并入复旦大学生物系，吴定良任人类学教研室主任。

　　吴定良在复旦任人类学教研组主任时，带领同事，对南京、丹阳等地少年儿童的身体形态、机能、素质的现状、特点和生长发育的规律性进行了调查研究，并与２０年前的资料进行对比分析，从而证明了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生活条件的改善，儿童的体质状况普遍得到提高。这一时期他还对上海市新生儿的色素斑从形态学和组织学方面作了深入研究，并与世界各种族的资料加以对比分析，阐明它在人种学与遗传学上的意义。他与教研组的人员一起，调查与收集汉族、壮族、蒙古族、回族、维吾尔族等的血型资料，为阐明我国各民族的起源、迁徙及相互关系积累了数据。

　　1950年代中后期，吴定良接受了为解放军防化部队举办人体测量培训班的任务，并对防毒面具的设计作技术指导。他主持并亲自参加测量上海各钢铁厂炼钢工人的体型，为设计钢铁工人的劳动防护服收集体质资料。他重新设计了脚部测量工具，到各种类型的工厂去测量工人的脚型，为1960年代全国性脚型测量和鞋型尺寸系列的制定打下了基础。吴定良由此成为中国应用体质人类学知识为工业生产和国防建设服务的创始人，也是中国人类工效学的奠基人。

　　1957年春，江西化纤厂在南昌下沙窝破土动工。一天，基建工人在挖地基时突然发现一堆骨殖，并伴有一副脚镣。调查小组得到报告后，立即指示专家和有关人员赶赴现场，进行实地勘察。这一带正是当年革命烈士方志敏的就义处。1935年8月，方志敏在南昌牺牲后，遗体掩埋的准确位置鲜为人知。虽然这堆遗骸经过方志敏家属和当年知情人士的初步辨认，发现了一些基本特征，但确认还需科学鉴定。

　　1957年12月28日，遗骨被送至上海。吴定良和司法部法医研究所、苏联专家一起对遗骨再次进行各种复杂而慎重的技术检验。他们经过反复切磋，化验分析，对遗骨的埋葬年限、性别、年龄、身高等通过检验和推算得出科学数据，结果证明这确凿无疑是方志敏的遗骨。一代英烈得以告慰。

　　吴定良生活俭朴，勤奋工作，他在晚年冠心病相当严重，仍不肯养病休息，而是继续埋首于繁重的教学、科研工作之中。国民党时期，曾有人劝吴定良竞选“国大”代表。吴定良婉拒道：“定良只想在科学上为社会多做点事，卷入官场绝非所愿。”

　　然而，他无心政治却难逃政治厄运。文革中，吴定良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在病榻上受围斗。他几次被抄家，家中略有价值的物品连所有书籍均被收缴一空，工资被停发，只留下一点难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生活费。

　　1969年3月23日，红卫兵清查“五·一六”运动中，吴定良家再次遭劫。他眼睁睁地看着那些凝结一生心血装订成册的论文集（包括全部已发表的和未发表100多篇论文）以及他的计算器、直脚规、弯脚规等科研工具都被拿走时，不禁在病床上痛心疾呼，号啕大哭，当晚，病情转重。次日凌晨，吴定良怀着满腹疑问和悲愤告别人世。

　　1979年，复旦大学召开追悼会，吴定良得以平反昭雪。他生前的同事黄象洪在悼词中说：“从研究到从事教育、培养人材，吴先生不愧是我国人类学事业的奠基者。”                                     （金坛市委统战部组稿）